第四十九章 府试-《这样的状元,狗都不当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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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四十九章府试

    李易微微皱眉,不是觉得题目难,而是在思考如何破题。

    他前世接受过完整的现代学术训练,深知文章的“思想内核”往往比辞藻更重要。

    “其行己也恭”——这是修身,是根本。“其事上也敬”——这是事君,是忠诚。

    “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”——这是治国,是仁政与义理的统一。

    四者层层递进,由己及人,由内而外,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君子人格体系。

    但问题是,孔子的这套论述,放在当下的大乾朝,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?

    李易想起了周道衡讲学时的那些话——大乾朝底层的凄惨现状,皇帝的弊政,文官集团的自私,既得利益者的顽固。

    那些已经在朝堂上的官员们,有几个能做到“其养民也惠”?

    那些滥用民力的地方官,又有几个能做到“其使民也义”?

    他还是按照习惯的八股格式,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:

    “君子之德,备于身而后及于人,充于己而后被于众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既符合八股破题“要言不烦、直捣题旨”的要求,又在无形中埋下了一个伏笔——德行的完备是“始”,惠及百姓才是“终”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一个真正的君子,不能只满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,必须将这种修养转化为对百姓的实际恩惠。

    这个破题,比单纯的“圣人言君子之道有四”要深刻得多。

    他继续往下写。在“起股”的部分,他将“恭”“敬”“惠”“义”四个字分别展开论述,每一股两句话,两两对偶,格式严整。

    但到了“中股”——也就是八股文中最重要的议论部分——他的笔锋陡然一转,开始将孔子的论述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。

    他写道:“今之为官者,其行己也恭乎?锦衣玉食,华舆高堂,与百姓之糠秕不完者,岂可谓恭?其事上也敬乎?阿谀逢迎,曲意承顺,以君父为货利之阶,岂可谓敬?其养民也惠乎?赋敛日重,徭役不息,鳏寡孤独弃于沟壑,岂可谓惠?其使民也义乎?春不得耕,秋不得获,以农时为徇私之资,岂可谓义?”

    这一段写得极为大胆。

    他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任何人,但字里行间的锋芒,几乎是在指着整个文官集团的鼻子骂。

    锦衣玉食与百姓糠秕的对比,阿谀逢迎与以君父为货利之阶的揭露,赋敛徭役与鳏寡孤独的惨状。

    农时被侵占的控诉——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,狠狠地刺进了这个时代的脓疮之中。

    但他又极为聪明地没有让自己陷入“妄议朝政”的危险。因为他紧接着便写道:

    “然则夫子之教,非以责人,实以责己。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为政者苟能反躬自省,以恭、敬、惠、义四者为镜,日夕惕励,则民庶几有瘳乎?”

   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:孔子的教导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,而是用来要求自己的。

    君子遇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小人才会一味指责他人。

    如果当官的人能够反躬自省,用这四个字当镜子,每天提醒自己,那么百姓或许还有救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,整篇文章的思想内核就清晰了——它不是一篇简单的“颂圣”文章,也不是一篇激进的“骂世”文章,而是一篇带着深刻忧患意识的“谏世”文章。

    它承认孔子的教导是真理,但也尖锐地指出,当下的官员们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真理。

    它没有直接攻击皇帝,但“以君父为货利之阶”这句话,实际上是在暗示:那些文官表面上对皇帝恭敬,实际上不过是在利用皇帝谋取私利。

    这个思想内核,与周道衡讲学时的那股“撕开遮羞布”的劲头,如出一辙。

    李易写完这篇文章时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他放下笔,揉了揉发酸的手腕,将试卷小心地收好,压在砚台下面。

    号舍里没有灯——蜡烛需要自己带,而他只带了两根,得省着用。

    他从考篮里摸出一块干粮,掰成小块,慢慢地嚼着。

    干粮是粗面做的,硬得像石头,但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    隔壁号舍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,随即是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。

    再远一些的地方,有人在低声念诵,声音含糊不清,像是在反复推敲某个字句。

    整座贡院沉浸在一片凝重的寂静之中,只有偶尔传来的更鼓声,提醒着时间的流逝。

    第一场考试的三日,在紧张与煎熬中过去了。

    李易将四书题三道、经义题四道全部答完,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。

    他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——那种堆砌典故、卖弄文采的文章,在乡试中往往不得好评。

    真正的考官,看重的是文章的“理”——也就是思想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。

    他自认这几篇文章写得还算满意。

    尤其是那道“其行己也恭”的题目,他将周道衡讲学中的许多观点化用进去,既没有过于直白地暴露自己的立场,又让文章有了一种沉甸甸的现实关怀。

    这种关怀,在满纸“代圣贤立言”的科举文章中,是极为罕见的。

    第二场考试紧接着开始。

    这一场考的是论一道、判五条、诏诰表内科一道。

    相比于第一场的“经义”,这一场更侧重于考生的实际行政能力——论考察的是对时政的看法。

    判考察的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,诏诰表考察的是公文写作能力。

    论的题目是:“论盐铁之利与民争利之害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。

    盐铁专卖,是大乾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。

    朝廷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,垄断价格,以此获取巨额的利润。

    但这项政策从诞生之日起,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——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“与民争利”的政策,朝廷赚的每一文钱,都是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。

    李易看到这个题目时,心中微微一动。

    出这道题的人,要么是一个极度迂腐的书呆子,要么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明白人。

    因为这道题表面上是在讨论盐铁政策,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朝廷的财政伦理——国家和百姓之间,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

    他没有犹豫太久,提笔便写。

    他先引述了《管子》中“利出于一孔”的论述,说明盐铁专卖的理论来源。

    又引述了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辩论,指出这项政策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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